自从国门打开之后，我们引进了不少国外的翻译理论。广大翻译工作者以及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外语院系的师生学习外国翻译理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可喜现象，它必将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推动我国翻译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

笔者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认真阅读学术刊物上刊载的有关翻译的文章，为某高校的学报审稿，也不时接受有关高校邀请，参加专攻翻译的博士、硕士的毕业论文答辩。在阅读翻译研究论文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如何准确的引用外国翻译理论的问题是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笔者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提高我们高校研究生（不光是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关系到教风、学风的建设，关系到如何在借鉴引进的过程中创新。千万不可等闲视。而必须给以密切的关注。

最近笔者应邀参加了两个学校五篇硕士（同等学历）毕业论文的答辩，除开一篇是研究文学的以外，余下四篇选的都是翻译研究的题目，而且每篇都引用了大量的外国翻译理论作为论文的立论基础，读后有了一些切身体会，不吐不快。下面想结合这四篇论文，对事不对人的就外国翻译理论的适用性的话题做一番探讨，并“借题发挥”，想就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才能学好外国翻译理论，应该怎样借鉴外国翻译理论，以及如何在引进过程中创新等，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头一篇论文的题目叫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Numbers in the Tang Poems — the Realization of them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唐诗中数字的文化内涵以及在英译中的实现》。[①]选题很有新意，文章写的也不错。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唐诗中的数字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应该尽可能地在译文中予以保留。请看他的译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者认为，许渊冲的译文：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没有把原诗中的数字译出，损失太大，因此作者建议改译为：Widen your view hundreds of miles/ By going up one flight of stairs。显然，论文作者看到了诗词翻译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保留原文的形象（image）。当然翻译诗词，还需要考虑如何再现原诗词的韵律、韵脚等问题，由于作者的侧重点所限，后者文章中没有深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竟然引用了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有名的“动态对等”的论点。这真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只要是把奈达的一本《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的读者都知道，“动态对等”的精髓是改变原文形式，而作者的观点集中到一点恰恰是保留原文的形式。奈达提出的四个语义单位、七个核心句、五个逆转换步骤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整个一本《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统统都是围绕着为什么要改变原文形式以及如何改变原文形式来展开的。真不知道奈达的理论如何用以指导诗词的翻译。也许有人会诘问：我与奈达最后要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啊，我们追求的都是读者反应的一致啊。但是，一个重要的翻译术语往往是和一个翻译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目的与手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同样是读者反应对等，瞿秋白也讲过类似的话，大家都知道，瞿秋白是主张直译的。论文作者若是真的喜欢“动态对等”这个翻译术语，笔者建议，在这儿倒不如引用瞿秋白的理论，来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当然，这决不是说，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就不能用了。如果你研究的是应用文体如广告之类的翻译，奈达的理论还是非常适用的。另一种办法是照引奈达的术语不误，但同时说明你的理论与奈达理论不一样的地方。这样你就进入了创新的阶段。好多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正是这么做的。这点我们留待后文详述。

第二篇论文谈的是口译研究，题目叫做Employment of the Relevance and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Major Steps of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在分段口译的主要步骤中运用关联翻译理论》。[②]作者是一位有多年实际经验的口译工作者。论文谈了译者如何进行记忆以及如何做好笔记。有实践有理论，未见有不妥当的地方。问题出在第一部分，作者想引用关联翻译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显而易见，作者并没有把理论吃透。具体表现在一个重要的概念“context”的理解上面。在关联翻译理论中，context是个心理学术语，是某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的总和。一个相关的术语cognitive environment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各种途径储存在大脑里的世界知识。作者尽管想引用关联理论，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对于context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阶段。他在论文中一会儿说，所谓的context “实际上”指的是“交际所需要的环境（context）。一般来说context包括认知环境（cognitive context），交际环境（ communicative context）与语言环境（linguistic context）”。一会儿又说“具体的环境（context）包括交际环境（communicative context）与语言环境（linguistic context）”。这儿作者把关联翻译理论赋予context这个术语的特殊含义抛到了一边，将三个“交际所需要的环境”context 混为一谈。而且没有明确地说明这究竟是作者有意识地对关联翻译理论进行的补充扩展，还是作者实际上没有弄明白关联理论，是对关联理论的一种任意发挥。作者还说口译的目的是争取作到“最佳关联”。这就更加没有根基了。在关联翻译理论中，“最佳关联”指的是人类在交际过程中进行推理的一种心理常态，即总想用最小的力气（minimum processing effort），去换取交际中最大的语境效果（maximum contextual effects）。所以关联翻译理论又因此被称作“最大最小理论”（minimax theory）。笔者见到的这篇论文统篇只字未提minimum processing effort 一词，却大谈最佳语境效果。作者实际想说的是，在口译中应该注意具体的语言环境，注意交际的上下文，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取得最好的翻译效果。可以坦率地说，这些和关联翻译理论根本就沾不上边。仅仅为了增强理论力度，强拉硬拽拼凑几个外国翻译理论的术语，实际上是帮了倒忙。

第三篇论文的题目叫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Polysystem—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on Translators and their Translation《翻译在中国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意识形态对译者及其翻译的影响》。[③]论文列举了中国翻译的四个高潮，并试图用多元系统理论和列夫威尔的赞助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翻译的影响等两个方面，对这四个翻译高潮进行分析。首先一个问题是，上述两个理论都是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提出的，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翻译，而文中所涉及的中国历史上的这几次翻译高潮，有涉及佛经翻译的，有涉及科技翻译的，也有涉及人文科学翻译的，并不完全是文学翻译。这样，人们就自然会对这些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提出疑问。另外，多元系统主要关心的是文学翻译在社会上的地位，比方文学作品经过了翻译， 究竟是翻译呢还是译入语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红楼梦》翻译成了英文，究竟是经过了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呢还是英国的文学作品。这种理论同论文所涉及的中国的翻译高潮，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用在这儿有点儿勉强。从论文的内容分析，作者主要想探讨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翻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试图揭示翻译与当时当地的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在寻求理论支持的时候，只要运用列夫威尔一种理论就绰绰有余。没有必要非得把多元翻译捎带上。画蛇添足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一篇论文的内容是对于杨必翻译的《名利场》的分析研究。题目叫做：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of Yang Bi’s Version of Vanity Fair 《杨译“名利场”审美价值再现研究》[④]。作者主要的观点是，杨译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是难得的佳译。应该说这是一篇从经验主义角度研究翻译的论文，没有太多的理论可以利用，特别是外国的语言学理论更是难觅插足之地。但是，作者还是把奈达请了出来。引用的他的一段文字“certain mistakes can be forgiven, but a failure to reflect the spirit and dynamics of a source document is a ‘mortal sin’”且不说别的，单是一个mortal sin ，读者就不难感觉到浓浓的宗教味道，从而不得不对这儿的spirit 认真审视，以确定它的准确含义。令人诧异的是，作者竟把奈达的这段论述与严复的“雅”，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翻译主张并排放在一起，而且得出结论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翻译的质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于原文的美的价值是否转达到了译文中。”明明这里奈达嘴里的spirit是基督教教义的精髓，竟然被笼统地理解为“原文的美的价值”。值得注意的实际情况是，外国翻译理论（当然也包括中国自己的理论如“信达雅”）的误释误用其实在我们撰写的论文中是并不罕见的，这不过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已。另外，这儿严复的“雅”与钱、傅两位的观点并排而立，也不太合适，严复的“雅”其实涉及的对象并非文学翻译。而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一种人文科学的翻译，与文学翻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这种运用外国翻译理论不当的现象，不单单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上出现，在国内各外语学术刊物包括一些核心刊物上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专著中也不鲜见， 曾有人拿过一本翻译专著，戏称道，若把前半本书专门论述外国某种翻译理论的内容统统去掉，仅仅保留后半本评论译例的部分，专著也许会显得更加紧凑。这就说明，外国翻译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人们去认真地研究这种现象、深入地去探究其中的根源，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根据笔者的观察，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一些研究者不注意研读原著，而满足于从现成的第二手材料中摘取一些术语。其实他们不清楚，每一条术语的后面，都有着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没有弄懂一种理论之前就要运用从这种理论中得出的结论，运用那些往往是由学术精华浓缩成的一两个术语，难免会牛头不对马嘴，张冠李戴，最后言不达意，贻笑大方。这种搬用术语的做法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往往会扼杀了创新精神。由于不了解一种理论的精髓，很可能就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或者单凭自己的想象力去想当然地理解这种新理论，从中看不出创新的内容，结果是自己的研究总是在原地踏步，裹足不前。

其次，学习外国翻译理论的态度不端正。有人学习外国理论著作动机不是学习新东西，促进自己的理论得到更快的发展， 而是想装点门面，追求时髦，千方百计让自己的论文看上去理论性强一些。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别人说的与自己说的混为一谈，不敢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扭扭捏捏，躲躲藏藏，这样做，一方面不尊重别人的劳动，另一方面也扼杀了自己的创新精神。这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归化”、“异化”。明明人家是在后殖民的大背景下创造了这对术语，“归化”有明显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剥夺的含义。“异化”则含有抵抗这种侵吞、剥夺的意思。而且涉及的翻译主要是从弱势文化语言向强势文化语言的转换。（顺便提一句，美国知名翻译研究人士Maria Tymoczko 和Edwin Gentzler任主编的论文集Translation and Power，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及正在计划出版的另一本论文集Translation and Resistance为什么叫“归化”，什么叫“异化”做了最好的注脚）而我们的学者在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时候，尽管引用外国理论家的大段文字，尽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好象这就是人家某某提出的那一个理论，但心里想的却是“直译”，“意译”。如果你真的想引进这个理论，那你首先需要分析一下英语国家与中国的国力强弱，如果在英译汉的过程中在译文中出现了“归化”倾向，那你就得想一下是否华夏文化想侵吞、剥夺英美文化？如果有“异化”的趋势，那就得研究一下是否英美文化面对华夏文化的这种企图采取了阻抗翻译的手段？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关系远远不如希伯来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关系那么简单。如果真的要用“归化”“异化”的理论，首先真的应该全面研究一下英美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在地位、影响、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反之，如果你的目的是研究翻译中常用的两种技巧，研究翻译是翻译意思还是再现原文的形式结构、明喻暗喻、主动被动，成语谚语，其实还真不如用“直译”“意译”更加方便明了。或者发挥一下创新精神，自己创造一对新的术语。为什么一定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呢？

第三，缺乏有力的指导。应该承认，外国翻译理论由于在思维方式与文化、语言上与我们的千差万别，读起来是要费一定力气的。外国翻译理论是海蛰头而不是烂糊面。凡是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一两本外国翻译理论原著的学人想必一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这个时候，教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据我所知，有的翻译研究生导师也让学生读外国翻译理论原著，但是当学生感到困难，找他请教的时候，我们有的老师的回答竟然是，回去再多读几遍，你就会懂的。笔者觉得，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指导教师不妨有选择地指导学生读几本有代表性的外国翻译理论原著。我们天津外国语学院规定，翻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在教师指导下全文阅读代表着不同时期与流派的四本重要外国翻译理论原著：Nida and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J.C.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Enst-august Gutt: Relevance and Translation; Mary Snell 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我们这样做已经坚持了十数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学普遍反映“有收获”。

第四，缺乏创新意识。学习外国翻译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创新。国内许多著名的翻译工作者正是这样做的。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学者，恰恰是那些认真研究外国翻译理论，并能结合中国翻译理论与自己的翻译实践加以整合，大胆创新的人。金隄先生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金隄是中国国内最先接触到奈达翻译理论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他在认真研究了奈达的翻译理论后，欣喜地表示：奈达的理论“有许多值得吸收的合理成分”。[⑤]既没有全盘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当举国上下，言必称奈达，文必有“读者反应”的时候，金先生却冷静地看出了奈达的“读者反应”其实与我们起自瞿秋白笔下的“读者反应”有着重大的区别。金先生指出：“奈达谈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时，有时候提译文对接受者的作用（impact） 有时提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response）， 并不加以区别。”“《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对动态对等下定义就是从反应角度下的”，而且还进一步强调，奈达认为，译文仅仅使接受者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能使他们“以行动作出反应”。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奈达这样做是为传播圣经服务的，“希望接受者以信教的行动‘作出反应’”。[⑥]（18）显然，金先生从自己钟爱的文学翻译入手，通过认真研究奈达理论，吸收了奈达的读者反应理论中“译文对接受者的作用”“这个合理的成分”而摈弃了与文学翻译无关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的等效翻译理论：即在“基本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氛围”等方面让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这个理论，部分地借用了奈达的等效概念，却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完全是金氏等效论了。但是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到奈达理论的影子。可以这么说，外国翻译理论给了金先生一种灵感，金先生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与自己的翻译经验，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借鉴外国翻译理论进行创新的意思。这也正是我们在研究外国翻译理论适用性问题时一个亟待加以密切注意的薄弱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学习外国翻译理论的热情与研读外国翻译理论的做法和运用外国翻译理论的效果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从提高外国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入手，认真改进我们学习外国翻译理论的学风与教风，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读它几本外国翻译理论原著，扎扎实实地吸取外国翻译理论中“值得吸收的合理成分”，最终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来，争取走在世界翻译理论研究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