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

在诸多翻译理论家当中，乔治.斯坦纳是西方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著名作家。他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中提出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首先，译者需要相信原文是有意义的，即为“信赖”，在理解和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到来自原文的敌意和强烈的抵抗，难以接进原文的意义。所以，译者的主观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原文中去，“侵入”的目的是“吸收”，在“吸收”过程中难免要散失译语本色。因此，“补偿”就显得必不可少。事实上，译语本色的散失会表现在上述各个阶段，因此，“补偿”也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原文的内涵，达到翻译的理想境界，翻译才能起到交流的作用。

2.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

佐哈尔是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研究文学批评的教授, 从70 年代开始, 他在文学研究中提出多元系统方法( polysystem approach) 。在研究和描述希伯莱语文学翻译史的过程中, 他深受俄国后期形式主义特别是图尼扬诺夫( Jurji Tynjanov)的文学进化理论的影响。佐哈尔大量借用图尼扬诺夫的概念和观点, 如系统、文学准则、区分文学系统的等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作为衡量历史文学重要性手段的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 n) 、文学演化( literary mutation) 和进化( literary evolution)等。1978 年, 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 Papers in Historical Po et ics) 问世, 收录了他在1970～1977年间所写的系列论文, 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 polysy stem) 这个术语。“多元系统”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 它包括“高雅的”( high) 、“经典的”( canonical)文学形式, 如诗歌等; “通俗的”( low ) 、“非经典的”( non- canonical ) 文学形式, 如儿童文学、大众小说等。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 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 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 , 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 从中心的( central) 、经典的文本到边缘( periphery) 、非经典的文本[ 1] 。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 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于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 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 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 即整体

文化的组成部分; 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

3. 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

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被认为是提出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鼻祖。他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另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一思想将翻译分为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劳伦斯·韦努蒂，作为翻译理论家，他高举解构主义大旗，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异化思想，率先对归化翻译的诸多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明确地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或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他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 他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其目的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他认为翻译可以是研究和实现差异的场所，并恢复和修订被遗忘了的译文，以建立一种新的翻译传统。这种方法不只是简单地处理翻译中常见的语言问题，而且把文化和政治纳入了“异化”与“归化”旷日已久的争论之中。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提高译者的地位，有利于目的语言和文化的丰富，有助于抵抗文化霸权现象。长期以来，英美文化一直被提倡流畅翻译的归化理论所支配。韦努蒂认为，目前在大多数英语语境下，形成了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非英语文学范式。这种非英语文学范式盛行主要与欧美的翻译传统，即推崇流畅的归化式翻译，有着很大的关系。韦努蒂用“隐身”一词指出了当代英美文化中译者的地位。他指出译者的隐身就是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的通顺易懂。这一过程中， 流畅的归化式翻译掩盖了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使译者“隐身”。他分析了归化翻译在英美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原因，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的结果。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归化式翻译往往将原文的陌生感淡化，使得译作变得透明，读起来不像译文。这就意味着译者必须“按照目标语言文化价值观对原文进行我族中心主义式的分解，把原作者潜回“家”，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样做的结果只会是“让读者在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中获得认同本土文化的自恋体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翻译沦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因此，韦努蒂主张用异化翻译来抵抗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抗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在试图遏制种族中心主义这个层面上，异化翻译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文化干涉，用来反对拥有霸权的英语国家，反对它们使世界上其他国家卷入其中的不平等文化交流， 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但是韦努蒂忽略了翻译的文本类型和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在抵抗文化霸权方面也有局限性。韦努蒂的异化策略仅适用于文学文本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The emphasis is on‘literary’translation in a broad sense（mainly poetry and fiction but also including biography，history，and philosophy，among other genre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 sciences），as opposed to ‘technical’translation （scientific，legal，diplomatic，commercial）.”（Venuti，1995：41）在文学翻译中，异化翻译策略可以通过向目的语读者展示源语的文化而实现交际的目的。但是对于其他文本类型，如科技文本、法律文本，其目的旨在向目的语读者传递知识和交流信息，因此这类文本读者对于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关注度或敏感度也会较少。所以在谈到异化翻译的使用范围时，必须要考虑到翻译的文本类型和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关于异化和抵抗式翻译的规定性主张适用于美国等西方强国，不适用于经济和文化地位处于弱势国家的翻译。韦努蒂的异化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非英语译为英语的翻译过程， 他认为从弱势国家语言译为强势国家语言，应保留源语语言的特色及其差异性。但弱小国家如果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将英语译为非英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帮助强势国家入侵弱势国家，势必导致弱势文化独立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瓦解，因此韦努蒂的异化观也具有一定意义的局限性。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韦努蒂的异化策略可以很好地促进两个国家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异域民族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内容，感受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异化翻译还能极大地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有助于读者扩大视野，吸收新鲜养分，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过，这种异化翻译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对其进行批判的继承。当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时要考虑到具体的文本类型、读者需求和社会情境，不能盲目跟风，尽量避免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情结。

4、国外的翻译流派有哪些？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分为三个学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主要指二战以前的翻译研究，这一时期的理论比较零散，讨论的焦点是直译和意译，形式和内容，注重翻译的效果，追求译文的文学性和创造性。由于文艺学派缺乏系统的理论，在此背景下语言学派应运而生。语言学派建立在索绪尔、乔姆斯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之上，其开山之作是雅格布森的《翻译的语言观》，此文第一次将语言学、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注重分析原文本，强调译文与原文的等值。六七十年代，语言学派日渐成熟，出现了奈达、纽马克等翻译理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过于注重原文文本的分析，忽视了审美及文化因素，这些研究的不足阻碍了翻译学的全面发展。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理论进入第三阶段，有了强烈的学科意识，翻译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出现了文化转向。

尤金·奈达( 1976) 根据各流派所关注的焦点将当代翻译理论分为四个基本流派: 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埃德温·根茨勒( Edward Gentzler) 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1993)中, 根据二战至九十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态, 依据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理论来源将当代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香港学者张南峰、陈德鸿( 2000) 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和解构学派六大学派。

国内学者也有过类似的尝试。潘文国以有无翻译学学科意识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他把传统阶段的翻译理论看成是“文艺学派”, 现代阶段看成“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 把当代阶段的翻译研究划分为“翻译研究学派”、“解构”学派( 或译者中心学派) 和“后殖民主义”学派( 或政治学派) 三类, 而翻译研究学派之下又细分为“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和“综合”学派四个亚类。蒋骁华根据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新特点, 认为目前主要存在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两大派别

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把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 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 早期的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以及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阐释学派、解构学派( 德里达、本雅明和韦努蒂的翻译思想) 、美国翻译培训学派、法国的释意派七大流派

5. 中国传统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标准是什么？

最先明确地提出“信、达、雅”这一标准、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傅雷先生从原作与译作的语言形式上，从原作者到译作者的经验上，从作品反映的时代上，从原作与译作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习俗上和原作与译作体式上给出了翻译的最高标准度—— “神似”。钱先生把本来属于我国古典美学的“境界”这个概念，引用到翻译领域，指出“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他把文学翻译理论划人文艺美学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些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格，那就算得人于‘化境… “化境”说从渊源上讲与中国传统文论一脉相承。“化境”原指艺术造诣达到精妙的境界，在翻译中，指原作的“投胎转世，脱去凡胎，换成仙体”。同时，还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因此，“化”是翻译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作为最高理想和境界的“化境”，追求的是一种忘我的审美愉悦境界。到钱钟书的“化境”为止，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化境”或“忠实”可以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

三个字概括：信、达、雅。信是忠实原文，达是表达通畅，雅是翻译出来的东西要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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